陈冠柏，记者、作家、企业家。194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至1988年在浙江日报工作9年，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期间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和浙江新闻奖。离开报社后，赴海南、深圳、成都、广州等地创业，担任过多家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涉足传媒、文旅、房地产等行业。从年轻时起就喜欢写作，著有《黑色的七月》《行思·世界的细节》《而立集》等多部报告文学集、杂文随笔集，作品连续三届（1983年至1988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21年75岁时受万向集团之托开始撰写《领潮：鲁冠球传》，并于2024年1月出版。

九载光阴

记者：陈老师，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你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浙江日报工作期间，写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像《企业家的歌》《论锐气》等，直到现在都有口皆碑。另外，你已近80岁，依然笔耕不辍，最近刚刚出版了50余万字的鲁冠球传记《领潮》，社会影响也比较大。而你自己还是一位企业家。在我们看来，你是一位传奇人物。所以先请你给读者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浙江日报的工作经历。

陈冠柏：谢谢。我一辈子有过这么多角色，真正怀念的，还是记者生活，这不是假话。

从内心来说，我对浙江日报是很有牵系的，但毕竟离开报社很久了，有些事记忆不那么深刻了。不过你们这么热情相邀，报社一些老同事也鼓励我说说，再加上正好《领潮》这本书的出版带来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当年第一个写了关于鲁冠球新闻报道的记者，在40多年后，又出版了鲁冠球的传记，而倒推回去，又溯源到了我在浙江日报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可说的地方。感谢《传媒评论》杂志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我是宁波人，1946年12月30日出生，今年78岁了。1963年我17岁不到就从宁波二中毕业，考取了北师大中文系。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唐山齿轮厂干了6年多，开始当工人，慢慢地，因为会写点东西，就在宣传科、党办做一点文字工作，有时候也给报纸写点东西。这样，1975年，人民日报就把我调过去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同年我结婚了，家属在宁波，两年后离开人民日报，调到宁波市委报道组，负责给报纸写稿。那时候和浙江日报打交道比较多，可能是我写的东西在报社有了一些影响，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吴尧民就把我调了进来。

1979年3月正式报到后，我在报社大致的工作经历是这样的：最开始在工交财贸组，不久成为重工单元的责任编辑；1980年三四月份进入新成立的机动组，当时组长是江坪，组员是我和陈旭明，就这么3个人；1983年调到记者部，你刚才提到的《企业家的歌》和《论锐气》，都是我在记者部期间完成的；1984年到要闻组任组长，这个部门负责重点报道和言论；1986年改任评论部主任；1987年又任理论评论部主任。我正式离开报社是1988年3月，到那时，我在浙江日报已经度过了9年时光。我离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那时在搞报告文学创作，有机会经常到南国走走看看，感受到了那里改革开放的气息，我想去参与。记得当时我对挽留我的一位省委领导说，深圳的改革开放我没遇上，但是海南的开放我不想错过，一想到未来南中国有这样一个开放、开发的机会，我坐立不安；一想到推土机撬开红土地那种轰隆隆的声音，我整夜都睡不着。

记者：那时候你多大年纪？

陈冠柏：42岁。我觉得再晚我就出不去了。40多岁的年纪，咬咬牙还可以闯一闯。

我去海南后，创办了一本纪实文学类杂志，任社长和总编辑。后来杂志停刊，我就自谋职业了，在深圳做了一段时间的彩印广告后就去了新加坡；再后来又和一些内地比较好的朋友在香港聚合，成立了金马集团；再以后，就回到内地来投资做项目。1992年我回到杭州，任金马集团杭州公司的总经理，做了主题公园项目“未来世界”和别墅区“梦湖山庄”。这时候，我和浙江日报在情感上的联系又接续上了。“梦湖山庄”开工，有报社的老同事前来参加签约仪式。“未来世界”建成后，报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像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也安排到我这里参观。以后，我差不多就是不停地在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做项目，在海南、成都做过房地产项目，在广州当过一个比较大的文旅集团的老总。有时候也在国外住一段时间。

春风破冰

记者：回过头来看，在你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在浙江日报的这段历史，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陈冠柏：在浙报的9年，对于我一生来说，可以概括为3句话：第一，是一个最黄金的时段；第二，是一个最生机勃发的阶段；第三，也是一个最值得怀念和留恋的时段。我整个一生的发展基础，我的资源积累的奠基，都是在浙江日报完成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浙报是非常有感情的。具体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喜欢写作。我在人民日报是短期的，在宁波市委报道组虽然也搞报道，但毕竟那是一个非专业的新闻机构。但是到了浙江日报以后，我就站到了一个省级的专业媒体平台上，这首先就给我提供了职业的稳定性和便利性，这很重要。要不然，你再有本事，再有才华，也没有很多机会给你。

第二，我在浙江日报遇到了一个好时代，那是万物萌生的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从一个完全冰封的世界中开始嗅到早春的气息，能够看到柳枝在一点点发芽，而且自己还成为发芽的柳枝。就是那种感觉，你今天是想象不到的。

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我当时到了工交财贸组，总要想办法搞点什么突破。那时的气象新闻，写的就是天气预报，今天几度，下雨还是晴天，写来写去就这几句，很呆板。我当时看了一些国外的新闻作品，人家气象新闻可不是这么写的，完全可以打开来写。有一次我逮着下雪的机会，就进行了尝试，用文学的语言来描写杭州下了一场雪，西湖边形成了怎样一个景观，再写雪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到交警队去采访下雪给交通带来怎样的影响，到农业部门去采访早期的雪可能会对茶叶、蔬菜造成什么影响……今天，哪一个媒体不是这样写雪的？可当年这样写，真的是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因为国内以前就没有这么写的。所以，就是这么一条气象新闻，都可以得到满城赞誉，甚至在新闻史上留下转折性的一笔。那时给你的机会简直太多了，让你有用武之地了。

第三，我遇到了一批好领导。我被点将调到浙江日报，是被吴尧民看中，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薛驹同志亲自写信要宁波放人的。而且吴尧民、江坪这些领导，觉得我是个能写的人，几乎所有重大报道，都没少了我的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要不然，步鑫生也轮不到我去写，鲁冠球也轮不到我去写。

就拿写鲁冠球这个事来说，他是乡镇企业的厂长，理论上来说采访他是农村组的事，而且报道线索也是农村组提供的，但是吴尧民把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记者部。1983年8月的一天，吴尧民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冠柏，萧山有个叫鲁冠球的，企业办得非常好，但还不能说能成为多大的典型，有争议。你们是不是先去看一看，做个预采访，看看能不能成为一个典型。如果能，那就太好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城市集体企业的典型步鑫生，如果再有一个乡镇企业的典型鲁冠球的话，对浙江整个的改革开放就太有推动作用了。我们就是冲他这句话去的。

我后来能成为报告文学作家，也正是因为有在浙江日报参与这些重要报道的基础。我在采访中积累了很多素材，新闻报道不能够写尽其所有，却可以在报告文学中找到突破的机会。那时作为浙江日报记者的我，站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前沿，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跟中国同类型报告文学作家不同的突破点。我看到的是浙江这块最具活力的土地上最具有领先意识的一些人物，其他的报告文学作家可能文学功底比我好，但他们没机会抓到这些东西。所以我的机会和资源，就因浙江日报这个平台而不断叠加，最终叠加成能够让我升腾的高地。

时代大潮

记者：你在浙江日报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论锐气》是浙江日报历史上首次获得全国新闻奖的言论作品，你和江坪、周荣新合作的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第一次全面向世人展示了步鑫生这位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形象，对浙江的企业改革舆论影响深远。2023年5月到9月，报社举办了一次“用新闻标注时代”新闻作品回顾展，这两篇均入选。许多观众评价：陈冠柏的笔端既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性思考。所以想请你谈谈自己的新闻写作。

陈冠柏：先说说《论锐气》吧。1983年春天，浙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始机构改革，到10月，市地新班子全部建立，省级厅局领导班子也大部调整完毕。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大的一次干部体制调整。为了配合省委做好这项工作，从当年10月4日开始，《浙江日报》在大约半个月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一组以“新班子怎样开创新局面”为主题的系列评论，《论锐气》为带头篇，其他3篇分别是《务实》《独立负责 大胆创新》《树立新的“位”“政”观》。4篇评论前后贯通，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分别讲了锐气、务实、权责、在其位谋其政4个问题，也是对新班子最有针对性的4个问题。这4个题目是报社分管言论工作的副总编董佑勤同我、周荣新等一起商量出来的，其中第一篇《论锐气》由我执笔，4篇草稿完成后，再由我把它们“统起来”，最后由董佑勤作文字的把关。这个系列评论在当时确实收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尤其是《论锐气》，抓住了“开创新局面要有大刀阔斧的一股气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定位很准，所以当时反响就很大，《人民日报》很快就全文转载了。4篇评论后来成为省委指定学习文件和干部轮训读物。在1983年度全国好新闻评比中，《论锐气》获奖。

为了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最近又把《论锐气》看了一遍，感觉还是蛮新鲜的，它的新鲜就在于，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文章里也没有一句话是过时的，这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东西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对当时一些不良作风，包括萎靡的、拖沓的精神状态，以及互相推诿、不敢负责的风气的批评，今天依然有针对性。

再说《企业家的歌》。提起对步鑫生改革的报道，这确实是新闻界永远值得追溯和怀念的事件。

最初的报道线索是怎么来的呢？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厂长步鑫生推行企业改革，有了一定影响力，但争议很大，特别是他打碎工人“铁饭碗”，开除了个别职工，有人说他是“资本家”。1983年，有一家报纸对他批评得很厉害，几乎到了挞伐的程度。步鑫生是个相当倔强、刚毅的人，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这当然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线索从海盐反映到我们记者部以后，我觉得这个事值得写，因为从我们搜集到的材料看，他创新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打破“铁饭碗”，职工收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唱厂歌、穿厂服，改变不合理的财务制度，等等。今天看，这些毫不稀奇，但是在40多年以前，可都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们就在谈版会上向吴尧民汇报了。吴尧民是一个很有开放创新意识的领导，他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物值得浙江日报介入调查，值得好好听一听、看一看，于是就派江坪、我和周荣新去了海盐县。

步鑫生是裁缝出身，最早在海盐一条街道的桥边上开了家裁缝铺。你别看他个子小小的，却很有商业头脑。海盐县城靠近上海，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市场意识很有传播基础，步鑫生就在这样的浸染中有了自己富于个性的办厂路子。海盐衬衫总厂是二轻系统集体企业，管理体制比较僵化，比方他当时提出要创牌子，很多人就不理解，他在企业内部提出“你砸我的牌子，我就砸你的饭碗”，这种口号，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类似“出格”的事，在他身上还有很多：他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就自己写厂歌，让大家来唱，他觉得一个企业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振奋起来、团结起来；他让人在厂区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绿化搞得很好，他说服装厂工人踩缝纫机挺辛苦，工作忙的时候眼睛很累，看看窗外的绿色，就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他为了接待客户，租了辆上海牌轿车到上海虹桥机场接客人，这在当时是不符合财务制度的；他为了抢时间去乌鲁木齐开拓市场，就坐飞机过去，那时候坐飞机可是大事，人家就质疑他怎么可以为了参加一个什么展销会就擅自坐飞机呢。

我们刚开始去是带着很强调研性质的，采访了很多人，包括职工、企业客户、二轻系统领导、县领导等等，当然还有他本人。而且我们去了不止一次，采访回来，在报社内部讨论，然后再去补充采访，反复多次，采访时间前后加起来超过两个星期。我们越采访，他的改革创新者的形象就越清晰、越突出。我们认为，他作为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典型是“立”得住的。这样就开始动笔，连写带修改大概用了半个月。《企业家的歌》1983年4月26日见报，有一万字，体裁是报告文学。为什么用报告文学而不是报纸常见的通讯形式？这是我提出来的。毕竟步鑫生当时还有争议，如果作为省级党报以正面颂扬式的新闻报道来做，习惯上被视作做了定论，会被动，如果是个报告文学，那就属于文学作品，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争议性的包容度就比较大，也给报社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你知道，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个整版，《企业家的歌》也同样在《浙江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个整版。

文章见报后，在浙江企业界，在整个浙江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产生了很大争议。之后新华社介入了，他们开始写的是内参，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浙江省派人进一步调查。我和周荣新都参加了省委调查组，调查时间超过一星期。这次调查就更细了，包括步鑫生本人的历史、他整个的经营思想、企业生产状况、财务情况、企业内外各方的反应，等等。调查完了还是有争议，但总体上是肯定的。省里就把调查报告送到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在报告上再次批示，给予肯定。再后来，浙江省委就发出通知，要求提倡和学习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定论，这时已经是1984年的2月，距我们第一次采访过去了近一年。

记者：不知道你作为事件亲历者的感受如何。这段历程，尽管过去了40多年，我听起来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陈冠柏：有人说这篇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但当时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其实，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我们只是时代浪潮里的一滴水，顺着江河向前流。但多年以后，你最终发觉你那时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春潮中，在做一件冲决旧有经济体制牢笼的事情，冲出来了，前面就有一个壮阔的天地。

我不说这篇报道对人们观念上和企业管理体制上带来了什么影响，就举个最小的例子来看它所带来的变化。在中央、省委肯定了步鑫生以后，国务委员张劲夫带着国家计委的人来海盐衬衫总厂召开关于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现场会，会议当场就定了十几条政策，后来还形成了中央关于指导城镇集体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允许企业将销售额5%的额度作为经营费用，用来搞营销，这可是个大突破。集体企业以前没有这块费用，像步鑫生要招待客人、打个广告，都得拿旧报纸、边角料什么的到废品站去换点钱，还要被查来查去，说是“贪污”，损公肥私。现在这个束缚一下子就给打开了，企业经营就搞活了。当时就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对我们说，想不到你们记者还真起了这么大作用。

采访与调查的整个过程结束以后，我和周荣新都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虽然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没有写尽，于是就想写一篇全面一点的东西。浙江省文联也支持，我们就动笔写了更为详尽的记录步鑫生改革历程的报告文学《中国的回声》，在《江南》杂志发表，有两万多字。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我的报告文学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陈冠柏等人合写的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获1983年度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敏感因子

记者：接着上一个话题，请你谈谈对新闻这个行业或者记者这份职业的理解。

陈冠柏：敏感地发现在时代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那种新的发展趋势，敏锐地听到新质生产力的召唤，这可能是当好记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记者要研究时代。

我们讲，新闻，它到底新在哪里？肯定是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思维、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业绩，乃至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些，都应当纳入新闻“图新”的范围。

我没有念过新闻系，所以我不大拘泥于新闻课本上讲的几个“W”。我始终感觉，作为党媒也好，作为自媒体也好，不断地用最敏感的触觉去感知社会发展变化中最新的苗头、最新的趋势，可能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条东西。它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记者需要敏感，但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有敏感因子，要不然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了，是吧？我从小有一点敏感因子，骑在我爸的肩膀上去逛街，会注意到哪家店铺广告词换了，哪家又出新招牌了，很多孩子可能对这个没感觉。这种天生的敏感对搞新闻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敏感作为职业特性更多是后天培养的，它可以被激荡起来。

对新闻的发掘，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会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会有自己的设计感。比方说我在报社的时候，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转型时期，是一个2.0的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转换期，那种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当时我们最喜欢读的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真的觉得未来的世界已经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比今天AI给人们带来的冲击还要强烈，因为现在的人眼界已经比较高了，接受新思维冲击的精神准备比较成熟了，而那时候我们完全是“小白”，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猝不及防。当整个经济、社会、科技这种叠浪式的迭代发展就摆在我眼前，再加上心理上已经有了接受它的准备，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我，就开始不停地思索新与旧的这种“转换差”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握住这个转接的“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了步鑫生，发现了鲁冠球，还发现了很多社会性题目，这些题目那时候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

比方说浙江萧山的花边产业。当时萧山、绍兴地区有几十万的绣女在绣花边。我们去萧山花边厂采访，就问了厂长一个问题：你们过去都是手工编的，现在完全是电脑机械编了，你怎么能够让机器找到手工编织的那种灵气与质感呢？绣女要“解放”，机器要灵动，而国际主流市场对传统手工艺产品要求苛刻，怎么能够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就是中国规模巨大的手工业劳作在走向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个报告文学《绣女梦寻》来揭示这个当时并不为人所关注的问题。题记是：“失去的不都是美好的。但获得美好的一定要失去许多。人类的手，能够在传统与未来的接缝间，构筑一个金色的环链。”类似的，当时我还写过大饼油条的问题，主要是讲，现在饮食行业随着原有经营者的式微，传统逐渐消失，很多老字号的名点失传了，连市井最常见的大饼油条都快吃不上了，那么在世纪变革与转换之际，怎么让中国的传统食品业能够保留住它传承了千百年的特色呢？我为此写的报告文学，题目就叫《大饼油条的挽歌》。

类似这样的作品，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都是在思考的过程中完成的，都脱胎于我的新闻采访，也就是新闻报道不能够尽其内涵的、更有深度的东西，我通过报告文学的载体来找到出口。这些作品当时影响比较大，就连报告文学前辈黄宗英都和《报告文学》的主编说，这个陈冠柏也太能了吧，一个大饼油条都能写个两三万字。

记者：可能在你这个新闻人写报告文学以前，没有人想过把这些社会现象写到报告文学里去吧？

陈冠柏：几乎没有。以前的报告文学，基本是写一个人，比如歌星、体育明星，当然也有科学家、发明者等，但基本是写其个人人生经历的，没有正面触及社会学层面从而引人思考。后来苏州大学研究报告文学的教授朱子南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谈的就是报告文学的社会学思考，其中一大段举了我的例子。

正如我前面和你说的，是报社给了我这么多资源，如果不是浙江日报让我站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去认知这么多风云人物，去触摸这么丰富的社会现实，真的就没有我后面所有的这些创作。

半生相交

记者：你和不少企业家是朋友，长期跟踪采访他们，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等老一辈浙江企业家都在其中。你当记者时，是不是特别关注企业家？能不能说说他们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人？其中，特别想请你谈谈鲁冠球。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你是第一位将“万向”公司介绍给读者的媒体人，现在又成为鲁冠球最全面的文学传记的撰稿人。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我们想听听你和鲁冠球之间的故事。从他身上，你感悟到了什么？你后来也成为企业家，这和你与他们的交往是不是有某种联系？

陈冠柏：不能说我一开始就对企业家有兴趣。我刚到浙报公交财贸组的时候，还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那时候只有厂长，连经理的称谓都很少。我写的这些人，一开始都是厂长。企业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才出现的。厂长和企业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厂长就是管理工厂生产的，而企业家是多要素合成在一个人身上，他要管信息，管市场，管资金，管营运，管团队，管整个企业的定位与转型。从厂长到企业家的嬗变，恰恰见证了时代的转型。

从浙江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如果说，经济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火车头，而企业家恰恰是这个火车头的司机，这一点我们有目共睹。正是由企业家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尽管现在看，这种社会生产力在当时还是很初级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企业家是那个时代的中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力量。那时，作为一个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记者，我有浙江日报这个平台，能够经常和企业家接触，我内心也有自己的向往，所以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糅合就非常合理了。

步鑫生，他真的就是一个充满斗志，完全不顾及人家怎么看他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倔强的、带有极强自我认知力的，而且能一语中的表达自己见解或者诉求的企业家。当年，步鑫生和鲁冠球都小有一点名气了，鲁冠球去看步鑫生。步对鲁谈起对当前经济环境的认识，讲到改革中的一些障碍。他把集体企业比作一只鸡，给把米你就有得吃，不给就自己找一点；又把乡镇企业比作到处觅食的犬，跑到哪里算哪里。生动的比喻让鲁冠球听了一激灵，想想步鑫生的话确实很冲，但道理是对的。

步鑫生的个性就是这么强烈，而且永不服输，面对不合理的体制也好，压力也罢，他都要冲过去。海盐衬衫总厂后来因为大规模上西装生产线，步子跨得太大，出现了严重亏损，步鑫生一下子变得很艰难，人显得特别消瘦，经常连碗面都吃不下去，那副棕色木纹眼镜总是压得很低。那时候，他那种桀骜不驯的状态真的是收敛了。我特别同情他。一个企业家可以有张扬的时候，但往往也有落难的时候，那种反差太大了。但即便这样，他还是不认输。201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81岁，已是癌症晚期，但说话的力气还有。他还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还是那个倔强的样子……他一生都是以这种石头一样的性格到处去碰撞。

冯根生跟我的交流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虽是传统国药行业的学徒出身，但对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追求和向往，是超越常人的，非常强烈。他为什么能够把“青春宝”这个企业发展起来？出产“青春宝”的杭州中药二厂以前是“胡庆余堂”的一个制胶车间。将一个传统中药车间发展成现代化的制药企业，开始特别艰难，但是冯根生非常自信，要按照科学的、世界前沿的制药方向去走，而不是走传统中药作坊式的经营道路。你看他把传统中药药材变成了“青春宝”，变成了“双宝素”，那是在用科学的现代制药技术去开发，去创造。

在以后我跟他的接触中，他谈得最多的是对国有企业僵化的管理体制弊端的思考与批评，对那种约束和捆绑他内心的现实状况，有非常强烈的挣脱感。为了打破这种束缚，他做了许多尝试，和正大集团合作也好，让青春宝公司独立也好，反正他就是要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中摆脱出来，把公司建成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营的国际化企业。像当年他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个人持股300万元，这在社会上是个很大的事，但他敢于顶住压力走这条路，我们报社在舆论上也支持了他。所以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成功者，却又是从最传统的中药行业走出来的，他这种对世界先进文明和发展潮流的适应与追求，真是非常难得。

我去海南以后，请他来了一趟。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到海南岛。他从海口下飞机后，到三亚，到天涯海角，整个一圈都是我陪他走的。他后来常和我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次海南之行。他永远向往大海，向往海之宽阔，向往没有经历过的人生。

我对鲁冠球最深的感受有两点。第一，他是中国农民当中原生觉醒状态最好的一个，就是说他最懂得要改变自身，“我不能做农民，农民太穷了，我不能走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一条世世代代农民都走过的老路”，这是他一辈子最基本的动力所在，他一生的改变皆肇端于此。第二，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定位，在所有企业家中是最清醒的一个，“我是个农民”，他永远这样讲。他说：“我们农民，讲，讲不过人家；争，争不过人家；唯有干，我们干得过人家。”你从我的书里就能看出来，他这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但永远能够承让忍耐下来，为什么？这正是基于他对“农民”身份的自我认知。他总说我们农民是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的，所以遇到事不要埋怨，去做就好了，不是人家要我干的，是我自己要干的。

正是基于这种最朴素的身份认知，才形成了他性格中一个稳定的基点，由此延伸出几个非常鲜明的人格特色，我概括为几个“力”。比方说自持力——他始终能够严谨地恪守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像一些人富了以后就胡天胡地；比方说执行力——他总是不停地反思自己究竟有哪些事没有做好，哪些东西可能会重蹈人家的覆辙，通过清醒的比较达到允执厥中；比方说学习力——一个初二上半学期文化程度的人，通过不断学习，思考的深度最终到了令我心灵震撼的程度。我为了写他的传记，在他去世后已处于封存状态的办公室翻阅了许多文档资料，包括他的私人日记、笔记。当我一件件翻看完几十年间他记录自己所思所想的那些文札后，我想，可以把他定位于3个“家”，企业家，慈善家，还应该加上“思想家”。这3个字可真不是轻易加上去的，尤其是农民企业家能成为思想家的就更少了。这里不展开讲，有兴趣可以读读《领潮》。

陈冠柏所著《领潮：鲁冠球传》封面。

记者：能说几件你和鲁冠球之间的具体事吗？

陈冠柏：太多了。正如鲁冠球所说，我是第一个把他的名字变成铅字的记者。1985年的一天，我采访他后，两人在厂区合了个影。他挺高兴，说，我和你有缘，我叫鲁冠球，你叫陈冠柏，我们都有一个“冠”字。我说，不能和你比，我只是“冠”了一棵树，你是“冠”了地球呀！他一笑。当时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几年后“万向”越做越好，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他还真“冠”了地球。

接触多了，情感自然会加深。1988年，我决定离开杭州去海南创业，向他辞行。他听说我要走，不悦。在“万向”食堂吃饭，他开始一直在别的包厢陪其他客人，不愿到我们这边来敬酒。后来过来了，撅了个嘴，说，你跑海南干什么去？那边开放政策好的话，“红太阳”迟早也会照到我们这里的，对不对？要不你到我“万向”来好了，我给你提供条件，你想写什么就去写。我说，老鲁，就像你当年要走出去一样，文化人也要走出去的，是不是？文化人也不能一辈子就局限于已经设定好的生存范围和活动轨迹内，文化人也有自己的向往和创业的愿望呀！最后他还是理解了。

2021年，鲁冠球已去世4年，我开始接手写作《鲁冠球传》。在万向集团鲁冠球生前的办公室，我在他1981年2月的笔记上看到这样几行有点哲理味的文字：

林逋《梅花》诗，其中：

“惭愧黄鹂与蝴蝶，只知春色在桃溪”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观察问题，一定要从主流上去观察，方能掌握本质。从一枝红杏，看到满园春色；从一湾溪流，瞻望大海浩瀚；从急速的退潮，洞察到涨潮的冲击力正在积蕴；从大踏步的战略后退中，看到大踏步前进的明天。

我看着文字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到住地翻看旧作，果然，它摘自我和姚振发合写的一篇杂文《识春》，刊于1981年2月5日《浙江日报》副刊版，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拨乱反正感到前途迷茫而写的一篇小文。没想到，在我第一次采访鲁冠球的两年半以前，他已摘录这篇文章到笔记中。那时，他还不认识我，但我们在文字上已然相识。是心有灵犀吗？还是冥冥天意？

从这几位和我交往了半生的企业家身上，我体会到，企业家可能是我心目中最艰难也是最了不起的职业，企业家值得尊重。我办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想起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经历不停的轮回，企业家更容易经历由兴而盛、由盛转衰的过程。你不要指望一件事会永远那么美好，但也别轻言心死，因为转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我后来也涉足商海，许多经验都是我从他们身上得来的，不光是早期的采访，还有以后的交往。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给我启示，给我滋养。

何以《领潮》

记者：想进一步谈谈《领潮》这本书。你的文字，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历来备受赞赏，有人评价犹如“春天的溪水，清纯、轻盈、从容、舒展”。我读了《领潮》后，不但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更惊叹于你对庞大叙事结构的精湛把握力，将鲁氏父子两代人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浮沉和不屈不挠，以条理清晰的叙事逻辑层层展开，不蔓不枝，干净利落，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力度与财经的深度”的完美融合。我想问的是，你创作作品时，文学也好、新闻也罢，是如何把握思想、结构、文字三者之间关系的？你的回答，可能会给年轻编辑、记者带来一些启发。

陈冠柏：谢谢你对《领潮》的褒奖。你刚才提出来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写作过程当中不断在琢磨的3个要素。

一个好的作品，肯定是思想先行的。以往写鲁冠球的书很多，想超越是有难度的。这次我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就是真正写了鲁冠球的思想和精神，像大海一样澎湃的内涵，以及他高尚的人格，这对于锚定鲁冠球的人物地位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去认知鲁冠球的思想，把行事的鲁冠球向精神与文化的鲁冠球这一层面去拓展，才能找到他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当中的定位，才能找到鲁冠球的社会价值和他能够完成的历史作用。没有这样一个思考结果的话，你就很难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不能有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鲜活丰满的文学形象。为此我确实费了很大心思。

我是把鲁冠球一生的言行以及“万向”的发展历程，放到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考量的。我为此不断地做线性分析，把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径放到纵轴上，把鲁冠球和“万向”的历程放到横轴上，然后去看两者的交集。我最后发现，鲁冠球所有大的作为，都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当中的峰点上。搞清这一点，你才能把鲁冠球的历史定位给抓住，否则你光讲他的创业过程，比方说今天上市了，明天又到美国开公司了，那也就是一个发家史，而不是一个人物的社会史，更不是一个人物的思想史。

所以，这是一个思考的结果。

再来说结构。我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多内就完成，除了我了解鲁冠球的历史外，也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有20多年自己办企业的经验教训，有体验，有感悟。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构成有哪些维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你就很难把全书的架构立起来。

比方我搭建鲁冠球的架构，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展开：他从小起步这么艰难，他想冲破牢笼，他要觉醒，他要进行文明的集结；然后他要找到产品，找到产品以后他要完成自己的产权制度改革，就需要找到产权改革的平台；然后他要完成企业家自身价值的构建，就要去营建他的文化框架，达成他对社会的回馈……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整个链条缺一不可，形成人物成长、成功的逻辑闭环。

一个作者，如果他不能够掌握这个整体架构，就只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最终你会发现，他写的东西可能会对一些过程描写得很生动，对某个故事讲述得很传神，但整个作品的结构感不强、不完整，那样是无法支撑50万字的文字体量的，最后可能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而如果你搭建了完整的架构体系，那么当你拿到一个好的材料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句话一行字，你也知道该把它放到这个体系的哪个部分，一点材料都不会浪费，且具有价值。

能够把握好这个结构，跟一个人长期关注理论，做理性分析，包括善于用国际国内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都是分不开的，这是个综合的能力。

最后说说文字的表达。关于文字，我有几个看法。

首先，文字要有多种笔墨才好。比如说我写杂文，也写评论；写通讯，也写报道，但是我永远记住一条，就是要写啥像啥。当好一个记者、一个编辑，就是要学会用多幅笔墨。我们报社有很多记者能写，但是会写通讯的人，他的消息不一定写得好，会写消息的人，他的通讯不一定写得好，而评论就更不容易写好。报社有老同事读了《领潮》后和我说，你的笔墨太丰富了，经济的、文化的、工业的、外贸的、国外并购的，甚至医学的，你都得心应手，而且叙述完后还很自然地用富有诗意和哲理的文字延伸。我说得心应手谈不上，但至少写来比较从容，不会给人一种捉襟见肘的浅薄与夹生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学习，多走世界，要掌握多种基本技能，然后你才能有一种从容度，有一种气场把这些东西都统起来，成为自己的意识流、文字流。

其次，我比较强调文字的诗性、画面感和哲理感的融合，可以称为“诗画哲”。诗性，就是诗的那种意境；画面感，就是像纪录片一样，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地往前推进；哲理感，就是文字背后要给人留下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很多人说，读《领潮》这本书，就觉得意境感、画面感非常强，能够抓住人不放，还能教人思考。其实，这就是“诗画哲”三者的统一，形成了个性化的文字风格。

再次，文字的磨炼，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对年轻记者而言。你知道，我的文字，是那么一沓一沓稿纸写出来的，最多时一年几十万字。现在我已经用电脑写作了，但永远不会忘记长期在稿纸上写字的那些日子。直到今天，回想当年每次铺开稿纸落下头一个字的刹那，那种激荡与不安，那种准备过坎爬山的感觉，依然清晰在前。即使以后职业变了，写作不再是主业，我还是常常留一些文字的东西下来，更多的是不断地过脑子，看、读、想，在意念上去“写”那些不是诉诸文字却是思考轨迹的东西。所以我说，人生写作，不光要用“手笔”，更要用“心笔”，只要“心笔”在，“手笔”便是随时可使唤的技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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